1975年11月,我终于成了一个寡妇。
很遗憾我的丈夫没有死于他钟爱的大-麻，而是死于赌场的斗殴——我到的时候他的头骨被敲得血肉模糊，已经看不清楚他临死时的神情。
葬礼上他的情妇们一个都没有来看他,我礼貌性地接受了那一笔恰好足够回国的赔偿金,带着三个孩子乘上了回家乡的船。
两个女儿对未曾谋面的家乡忐忑而期待,只有小儿子哭闹着不愿意和他的游乐园作别。
“Mom……Sorry.”女儿纠正了她对我的称呼,“妈,我们把贸易公司卖了，回去能做什么？”
回去能做什么？
我不知道,但我一定要回去。
我笑着告诉她们回去捏泥巴供她们读书,女儿们也笑了,体弱的大女儿说想要学医变强健些,二女儿说想学会计，回来帮我做生意。
女儿们都很自立，但我是认真的。
这么多年,我烧瓷的手艺和祖父那一辈的师傅们比起来依然平平无奇,充其量只是个喜欢捏泥巴的怪女人。
但就算只能捏泥巴,我也希望我捧着的是家乡的土壤。
颠簸了半个月，我终于踏上了慈陵的土地。
但此时的慈陵已经和记忆里不一样了。
那一年我走之后,这里被敌人的轰炸机炸得面目全非，昔日的十里窑场,现在满眼青翠，成了一阶阶梯田。
“妈，你说过的、养活了慈陵的瓷窑在哪儿呢？”
“在人们的肚子里呢。”